李白家乡纷歧问题索源探微

李白家乡纷歧问题索源探微

《四川文学》1961年4月号

张秀熟

本文所谓家乡，系指一个人他的父母或祖辈定居在这个地方，他又生长在这个地方，他后来虽然浪游或移居到别的地方，但他的亲属仍然留居在这个地方，而他自己也即始终认为这个地方是他的家乡。本文对中国伟大诗人李白（公元701年—762年）的家乡，就是从这几方面来考察。主要材料系根据唐代的人关于李白的史料性著述和李白诗文的自述。

一个人的家乡的标志，在中国传统的史传的记录上或社会群众对他的称谓上，就是“某人为某地人”。李白的家乡——即是“李白为何地人”发生纷歧问题，始于李白死去一百七十四年以后的五代后晋时代(公元936—946年)，到了北宋时代，经过学者考订，驳斥了后晋史宫的错误，确定了李白为蜀(即现今四川)人。愈到后代，愈成定论。到现在早已不成为问题。但千年来学者关于这一方面的著述，香花莠草，杂然并存，没有人深入地、系统地作过研究分析，问题也就不是已经得到彻底澄清。我感到：(一)象李白这样一个伟大诗人，确凿考定他的家乡，是研究历史特别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不可忽视的工作。(二)一个伟大诗人，是在一定社会成长起来的，他的思想感情，他的文学修养，他的创作方向，他的政治态度，必然受着他所出生的阶级和当时他所生活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风俗习尚等各方面的影响；因此，弄清楚这个诗人从幼小到成人是生长、生活在什么家庭、什么地方，他是怎样在生活着，奋斗着，这不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诗人，也是研究历史特别研究地方史的需要。(三)更重要的是，我们应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对中国的传统著述，研究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实事求是，作出批判。这就是我想研究个问题的动机，不过本文只着重在这个伟大诗人家乡问题的考察。

一、先从遗迹谈起

谈李白的家乡，遗迹不能不算是个实证。特别是研究李白的遗迹，对了解这个伟大诗人是不无帮助的。

中国古代的诗人，故事、遗迹留在民间最多的，大概要首推李白。清代学者王琦曾从古今地志、史传以及各家著录中，搜集整理，计有逸事三十三则，亭台池墓等七十二则，法书二十五则，图画三十三则，祠庙二十二则；南起广西藤县，北到山西怀仁，几乎大半个中国，都留有于李白的纪念。规模壮大，要推山东济宁的太白楼，它和成都的杜工部草堂，东西遥相映辉。李白的故事遗迹，有一部分已绝难考证，有的还飘渺近于神话。但这正如明代曹学   在《万县西山太白祠堂记》所解说：“事在有无，语类不经，人心爱之，夸诩为真。树若曾倚，其色敷荣，泉若曾酌，其声清泠”。一个诗人在民间留传这么多的故事遗迹，正是由于人民喜爱这个诗人，对于他曾经留连过的境地，也就不觉发生喜爱；有如一草一木，一泉一石，只要经过诗人点缀，和诗人结过因缘，便都欣欣向荣，富有诗意。因而诗人游踪所至，到处都就标题上他的姓名，借资纪念；甚至即是不曾直接和诗人发生过关系的事物（如藤县，诗人即未曾到过），只要稍有线索可牵引，人民也寄托希望，加以想象描绘，好象真有这个故实。李白的故事遗迹，就是这样发生、增长，不断被人民丰富、夸张并美化起来。应该注意李白在生前是过的“冠盖京满华，斯人独憔悴”，“世人（指统治阶级）皆欲杀，……飘零酒一杯”的忧谗畏讥生活，但人民对他却是无限的同情和喜爱。

我的家乡在四川平武县，它和江油、彰明（近年合并于江油县）、石泉（今北川县），同为清代龙安府所辖四县。当我五、六岁时，读到李白的诗《静夜思》，感觉琅琅上口，很是好听，父亲告诉我：“李白就是我们龙安府彰明县的人。”我对他顿感觉到亲切。十二岁时，我去到距县城一百二十里的南坝，这里距江油城也是一百二十里，是川剧《江油关》的故址，也是古代龙州的故址。我被人导游到牛心山下的太白台（按《一统志》载有此地此台），台下有一小阁，阁下有泉名钉  泉，泉上岩壁有一片石刻，我注意一看，正刻着李白的诗《赠江油县尉》：

岚光深院里，傍砌水泠泠。

野燕巢官舍，溪云入古厅。

日斜孤吏过，帘捲乱峰青。

五色神仙尉，焚香读道经。

“岚光”、“野燕”、“溪云”、“乱峰”，正是我眼前的景物。特别是“傍砌水泠泠”，不正活画出叮  泉吗？我对这一首过去已曾读过的诗，这时倍感神往。但总怀疑为什么江油县尉会在这里。后来经人翻开志书给我看，唐代的江油县城正设在这里，我不但更加喜爱这首诗，更充满和小孩子天真般的喜悦：“李白还到我们县里这个地方来过呀！”

1912—1915年，我在江油县城（现在县城已移至中坝镇，这里已成为武都镇）读中学，接触的李白的故事遗迹就更多了，最深刻的印象，是1914年春假旅行匡山。

匡山属于岷山山脉，在当时江油县城西南三十里，山岭蜿蜓起伏，大匡山、小匡山、戴天山、太华山都是历代相沿的名胜。我们的目的地是大匡山。太白祠正在山阿，亭阁池榭杂立在丛树浓荫中，很是幽邃。祠旁有唐代中和寺遗址。清末在这里建有龙安府属的匡山书院，规制崇宏，和太白祠连接，成一完整结构。祠内外断碑残碣，到处都是，而引我们最注意的是一座半卧的字迹剥落的李白《别匡山》诗碑：

晓峰如画碧参差，藤影风摇拂槛垂。

野径来多将犬伴，人间归晚带樵随。

看云客倚啼猿树，洗钵僧临失鹤池。

莫怪无心恋清境，已将书剑许明时。

我们在山里游览了两天，攀藤附葛，穿壑涉涧，高吟李白《访戴天山道士不遇》诗：“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心境都被它陶醉。登高一望，江油、彰明、中坝、青莲诸城市，都在脚底。涪江好似一条银蛇，蜿蜒曲折，直向绵阳、三台一带奔去，浩无边际，不禁心旷神怡。

在这年署假，我又访胜去到彰明青莲乡（亦称青廉乡，又名漫波渡、蛮婆渡）。这里隔彰明县城十五里，隔绵阳和江油县城各六十里，距中坝（今江油县城）三十里，地当涪、磐两江交汇的中心。西北望匡山诸峰，有若屏障，水秀山明，风景如画。我瞻谒了李白的故居——陇西院和后人纪念他的太白祠，寻访了李白的妹妹月园所居的粉竹楼和她的坟墓。最引我注意的是陇西院山门的石刻对联：

弟妹墓犹存，莫谓仙人空浪迹；

艺文志可考，由来此地是故居。

又粉竹楼山门一付古联：

犹是陇西布衣，不吾欺也；

或谓山东李白，其谁信之。

山东和李白联结成一个专词，我在这里是第一次遇见，当时我还不知道它的由来。

我作这番追忆，并不是说这些都便是信史。不过这一带地方有这么多的李白故事遗迹，证之李白诗文及史传、地志，有许多也很吻合，那么，如果在主要资料上证明李白是蜀人，是四川彰明县（今江油）人，就不能不说这些遗迹是有力的旁证。

二、唐代的原始资料

唐代的人关于李白的史料性的著述，应当视为考察李白家乡问题的重要根据，现在作一排比：

(一)李阳冰《草堂集序》

李白字太白，陇西成纪人。……神龙之始，逃归于蜀，复指李树而生伯阳，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

(二)魏颢《李翰林集序》：

白本陇西，乃放形因家于绵。身既生蜀……

(三)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君名白，广汉人。……

(四)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陇西成纪人。神龙初，潜还广汉，因侨为郡人。……

(五)裴敬《翰林学士李公墓碑》：

李翰林名白，字太白……李阳冰序诗集，粗具行止。……

上面五个史料，我们首先从作者与李白的关系和著作的时间来看：(一)李阳冰乃李白暮年所依靠的居停主，魏颢系李白的好友，他们整理李白的诗文稿，系先后分别受李白的当面请托。刘全白自称“幼则以诗为公（按指李白）所知”，范传正自称与李白“有通家之旧”，他们的材料系来自李白本人自述、李白的家庭留存的记录和直接与李白有关的人的转述。(二)李、魏两人的序作于同年(魏序称“上元末，……沉吟累年，……白未绝笔……，”则 应同在宝应元年)，但李在当涂，魏在绛州，相去数千里，而内容基本相同，可见两人早有共同的根据。(三)李、魏两序作于公元762年(唐代宗宝应元年)，也即是李白老死的一年，刘全白记作于公元790年(唐德宗贞元六年)，范传正记作于公元817年(唐宪宗元和十二年)，裴敬记作于公元843年(唐武宗会昌三年)，时间相距离八十三年，内容基本一致，可见李白的家世和他生长的家乡，在当时并无山东的说法。

再从州郡名称来看，除“其先陇西成纪人”外，显明地指出蜀、绵、广汉。今试加考察：(一)“蜀”系历史上蜀国、蜀郡、蜀汉的旧称，在唐代包括剑南道全部和山南道的一部分。(二)“绵”指绵州(从清代上溯到唐代，四川都有绵州，期间仅唐天宝初[公元742年]改称巴西郡，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又复绵州旧称)，在唐代属于剑南道，州治在今绵阳。(三)“广汉”系汉代郡名，唐代郡县无广汉名称，绵州在汉代为广汉郡辖地，广汉郡又是历史上的名郡，因此称广汉可包含绵州，这正如唐代刘知几在所著《史通：邑里篇》里所说：“作史者为人立传，皆取旧号（按指郡国旧名一笔者）施之于今”。因此，这三个州郡名称是毫无矛盾的，它肯定了李白的家乡在唐代是剑南道的绵州。

现在应进一步研究李白究竟出生何地。据李阳冰、魏颢两人的序，李白出生于蜀。但根据李白诗文及唐李华所作《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李白死年六十二岁，他的毕生是公元701—762年，如果他出生于蜀，他的家迁蜀应早于701年，但李阳冰和范传正的文，又称他的家是神龙初迁蜀，查唐中宗的神龙初为公元705年，这时李白已经五岁，这是有矛盾的。因此，过去有的学者怀疑神龙系唐武后年号神功之误，神功初是公元697年，早于李白出生四年，这自然很合理，但只是推论。

李白出生于何地，最好暂仍存疑，但李白至迟是在五岁就随亲入蜀，这一点是任何方面也无从否定的。李白的父亲在入蜀后就定居下来，“高卧云林，不求禄仕”，亲自教李白“诵子虚赋”，并教他的妹子月圆。直到公元726年(唐玄宗开元十四年)，李白已经二十六岁，才“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从四川出去，东游云梦。他的父亲和弟妹在他出游后仍然居住四川，他的行踪只是“游”。他出游以前二十余年在四川的生活，据他的诗文自称，是“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十五好剑术”，“轻财好施”，“喜纵横术”，“为任侠”，“手刃仇人”，又游成都，游峨眉，“隐岷山之阳，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余，呼皆就掌取食”，“养高忘机不屈”。这个伟大诗人的思想倾向、生活作风、文学修养，在未出川的青年时期就已经形成。

以上主要系从唐代史料性的著述，探索李白家乡的根据。现在我们还可从中唐、晚唐直到唐末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如下的旁证：

(一)姚合《送李余及第归蜀》诗：

李白蜀道难，羞为无成归。

(二)项斯《经李白墓》诗：

游魂应到蜀，小碣岂经贤。

(三)郑谷《蜀中》诗：

雪下文君沽酒店，云藏太白读书山。

(四)徐夤《李翰林》诗：

旧隐不归刘备国，旅魂常寄谢公山。

(五)杜光庭在蜀中作《太白读书台》诗：

山中犹有读书台，风扫晴岚画幛开。

华月冰壶依旧在，青莲居士几时来？

三、李白认定四川是他的家乡

我们进一步从李白的诗文中，看看他自已是如何认定他和蜀——四川的关系。

(一)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

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

(二)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

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又昔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于楚，指南死于洞庭湖之上，……故乡路遥，魂魄无主。

(三)李白《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居》：

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按紫云山顺绵州)

(四)李白《郢门秋怀》：

郢门一为客，巴月三成弦，

朔风正摇落，行子愁归旋。

(五)李白《早春江夏送蔡十还家云梦序》：

海草三绿，不归国门；

又更逢春，再结乡思。(按此诗作于公元730年，李白离川第四年，见黄锡  所作年谱)

(六)李白《悲清秋赋》：

余以鸟道计于故乡兮，不知去荆吴之几千？(按此诗作于出川后“九疑”时)

(七)李白《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

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

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

(八)李白《送子昂谪巴中》：

予若洞庭叶，随波送逐臣。

思归未可得，书此谢情人。

(九)李白《江西送友人之罗浮》：

翁去之罗浮，我还憩峨眉。

(十)李白《宣城见杜鹃花》：

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

一叫一回一肠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这些诗句中，李白一再称蜀——四川是“故乡”，是“国门”，是“乡路”；四川的人是“乡人”，是“情人”；思念四川是“乡思”，他随时都在遥思、遥忆，至于“梦”，至于“悲”，至于“愁”，至于“肠断”；这就是他所认为的他和蜀——四川的关系。

四、“山东李白”与“山东人李白”

还在李白未死时，大约公元757年(唐肃宗至德二年)，杜甫在长安有《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据四川文史研究馆《杜甫年谱》编次），中有下列两句：

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

隔了一百一十六年，公元87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癸巳），元稹作《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中，又有下列一段：

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

杜甫、元稹两人的这两句诗文，在实际意义上，不涉及本文所谓李白的家乡问题或者籍贯问题，我们须作正确的理解。

(一)李白在出川后，浪游数年，三十二岁时，在今湖北省安陆，娶妻许氏，从此“隐栖安陆，蹉跎十年”。到他四十一岁时，即公元741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他从安陆北游齐鲁，和孔巢父、裴政等五人订交，号竹溪六逸，因而就把妻子迁到今山东省，卜居兖州。此后他继续在四方浪游，但妻子却一直住在山东。五十二岁时，他娶了后妻宗氏，宗氏寄居鄱阳，他的浪游就更经常在南方，但他的子女仍留在山东。一直到他在当涂卧病且垂死时，他的儿子伯禽才携带他的孙女到了当涂，以后就在当涂寓居（参考黄锡   的李太白年谱和范传正的李白碑记）。这是李白和山东的关系，山东事实上是李白的第二家乡。从李白所写：“二子鲁门来，别来已经年，因君此中去，不觉泪如泉”，“南风吹归心，飞堕酒楼前，”等诗句，可看到李白在浪游时对于山东是如何的怀念。由于李白曾卜居在山东，当时寻访他的人也就以山东为目标，如魏颢就是先到兖州访他不遇，才追到江南的（见魏颢《金陵醉谪仙子》诗）。这就可想象当时的人一谈到李白，很自然地就联系到山东，“山东李白”，“山东人李白”，就这样被相呼起来。清初钱谦益就曾这样解释：“盖白隐徂徕，时人皆以山东人称之，故杜诗亦曰山东李白”。这样理解是合情理的，它涉及所谓李白的家乡或者籍贯问题。下面还有重要论证。

(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有这样的诗句：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

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

按李白和杜甫初次见面，是在公元744年（唐玄宗天宝三年）的初夏。两人在洛阳相遇，接着两人先后到了兖州，这时李白已在兖州卜居近四年。杜甫的这首诗，就是在公元745年他重游齐鲁时作的(据四川文史研究馆《杜甫年谱》。诗中“余亦东蒙客”，今译就是：“我也是山东的客人”，那末，李侯——李白自然应是山东的客人，而不是东道主，这是不能有第二种逻辑的。这和李白在所作《任城县厅壁记》所自述的：“白探奇东蒙”，今译就是：“我是因探奇而来到山东”，那么在山东自然是客人而不是主人。

难道我们还能够说杜甫认为山东是李白的家乡吗？

(三)我们再看唐代山东人是如何看待李白的：济宁（即任城）太白楼下，最早建立的一座《李白酒楼记》石碑，“六面如幢，高可丈四五”，碑记是公元891年（唐懿宗咸通辛巳）吴兴沈光所作，记中是这样记载：

太白既以峭讦矫时之状，不得大用，流斥齐鲁。

“流斥”是流浪漫游的意思。可见在唐代，山东人认为李白在山东只是流浪，是客居。酒楼的题咏甚多，在以后盛传的赵弼《太白酒楼赋》，即更明确写道：“长庚真人兴圣孙子，薄游齐鲁，寄家于此”。山东人喜爱李白，丝毫没有夹杂什么家乡不家乡的成见，也如四川人喜爱杜甫，丝毫没有考虑杜甫是什么地方的人。

五、李白自己如何称山东

李白对山东充满了热爱，他在后半生的浪游生活中，时时怀念山东，至于“断肠”，至于“泪涌”。但谈到山东和他的关系，他是这样写道：

(一)李白《任城县厅壁记》

白探奇东蒙，窃听舆论。

(二)李白《赠任城卢主薄潜》：

海鸟知天风，窜身鲁郊来。(海鸟所以自喻)

(三)李白《单父东楼秋夜送族弟沈之秦》：

沐猴而冠不足言，身骑土牛滞东鲁。

(四)李白《寄东鲁二稚子》：

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

(五)李白《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
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

(六)李白《寻鲁城北范居士》：

客心不自得，浩荡将何之。

(七)李白《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秦》：

鲁客向西笑，君门若梦中。

(八)李白《送肖三十一鲁中兼向稚子伯禽》：

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归空断肠。他自称在山东是“寄”，是“窜”，是“滞”，是为“探奇来”，是为“学剑来”，他是“鲁客”，心是“客心”。和李白称四川的关系比较，一“乡”一“客”，恰成对比。

六、纷歧始于后晋史官刘

李白死去174年以后，公元936年—946年间，后晋的史官刘   作《唐书》（即世所称《旧唐书》），在《艺文列传》里，对李白是这样写道：

李白，字太白，山东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

这句话里的“山东人”，决不能同杜甫的“山东李白”、元稹的“山东人李白”同样看待。因为刘   是史官，他是在作史，他是在写李白的史传，决不同于一般文人学士写诗文。同时，如象“李白，字太白，山东人”这种写法，也恰是史传体例，成规，是史官的笔法，它唯一地是在标明被写的人的家乡，邑里、籍贯，决不能有第二意义。因之，从此在中国传统的所谓“正史”上，李白被列作山东人。

必须弄个明白。

(一)关于李白的家乡或籍贯，除了本文在前面根据唐代史料和李白诗文所引的例证外，李白的文章中，还散见下面几句话：“家本陇西”，“陇西布衣”，“家本金陵”。陇西、本文前面所引李阳冰等的序记中即已叙及，早经学者考定，它是过去一部分姓李的人自称他前代的“郡望”，也如苏洵是四川眉山人，但他的《嘉佑集》却称“赵郡苏洵”，苏轼也曾自称“赵郡苏轼”（见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家本金陵”是不可考证的，有人怀疑是“金城”之误；唐代的金城是今甘肃兰州，和李白家世迁徙的痕迹自然合辙，但不如仍暂存疑。总之，在唐代史料和李白诗文里，没有家乡是山东的根据。

(二)若说刘  是根据杜甫，元稹的诗文，那么，凭什么理由，凭什么根据就以杜甫、元稹两人两句孤立的话而把唐代所有重要史料和李白本人的诗文以及有关旁证一概否定？

(三)必须弄清楚“山东”这一个专词的概念。按山东成为郡国或者行政区域的名称，始于公元1128年（南宋高宗建炎三年）以后，金人占领了这一带区域，始设山东东路、山东西路，成为行政区域。在这以前，由秦汉直到唐代以至刘   的后晋时代，山东一直只具有一个辽阔的而又广狭不同的地理区域概念。以杜甫的诗句作例：杜甫《兵车行》中的“汉家山东二百州”，与下文的“未休西座”相对，这个“山东”泛指关以东，包括今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省在内。杜甫《洗兵马》中的“中兴诸将收山东”，这个“山东”，只泛指太行山以东，包括当时的河北道、河南道的大部也就是今河北、山东两省在内。杜甫《又上后园山脚》中的“昔我游山东，忆戏东岳阳”，与李白的“学剑来山东”同属一类，它具体指的当时河南道所辖的兖、齐、青……等州。但以上三个概念，无论它所代表的地区广狭如何，总之它只是一个地理上的名称。最好的铁证，就是刘   自己所作的《唐书》中的《地理志》，就没有山东这个行政区域名称，而只有河西道以及它所辖的曹州、登州、兖州、齐州、青州……等等州郡。因此，杜甫诗中的“山东李白”，只和贾谊所谓“山东豪俊”，以及后世所谓“关西孔子”、“江左夷吾”、“天南  叟”同一意义，习俗有此流传，文人因而沿用，它只泛指一个地域，不是具体的行政区域。

(四)史传标志一个人的家乡或籍贯，按传统体例，必须用行政区域，不论是古代的郡国名称或当代的州郡或县邑名称。今考刘   所作《唐书》的《艺文列传》，称杜甫“本襄阳人”，吴通玄“海州人”，王维“太原祁人”，元德秀“河南人”……都是用的行政区域，而对李白则称“山东人”，但在同书的《地理志》里却又无山东这个行政区域，那末，“李白山东人”是从何而来呢？“山东”是何所指呢不知刘   将何以自解。

(五)刘   又称李白“父为任城尉，因家焉”。这和李白诗文所称“辞亲远游”，范传正碑称白父“高卧云林，不求禄仕”，恰相矛盾。李白诗集中虽有《对雪奉饯任城六父秩满还京》一篇，但六父不是父，而又秩满还京。再李白诗中称兄弟叔侄关系的近二十处，对赵郡李阳冰也称从叔，这本是当时盛行联宗的一种习惯，并不就是亲属。刘   若是根据这一篇诗，便又是大大的谬解。

经过一百一十四年，即公元1060年（宋仁宗嘉   五年，欧阳修书成上表），欧阳修、宋祁等所修《唐书》（即世所称《新唐书》），“悉发秘府之藏”，仍找不着“李白山东人”的根据，在所修《文艺列传》里，对李白的传就改写为：

李白……其先隋未以罪徒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既长隐岷山，……更客任城。

这是对刘   的李白传作了一个否定。欧阳修的弟子曾巩，对老师们所作的这个传感觉不够允洽，在他作的《李白集序》里，就鲜明地写道：盖白蜀郡人。……旧史（按指刘   《唐书》）称白山东人……盖史误也。

这个“误”字很下得恰当，也很谦逊。

七、关于彰明

清初钱谦益笺注杜甫《不见》诗，写了这样一段：

《唐诗纪事》载东蜀杨天惠《彰明逸事》云：“元符二年补令于此，闻李白本邑人，微时募小吏，弃去，隐居大匡山，今犹有读书台。”吴曾《能改斋漫录》，欧阳    《舆地广记》，皆本天惠之说。……《彰明逸事》所载，乃委巷传闻之语，殊不足信。

这段话抹杀了几个事实，必须进行探讨，现在先说彰明。

(一)史实已肯定了李白的家乡是唐代剑南道（今四川）的绵州，但唐代的绵州辖领巴西、昌明、魏城、罗江、神泉、盐泉、龙安、西昌等八个县，那么，李白的家究竟在绵州的那一个县，是史家应当考察的。

(二)昌明县在五代后唐时改为彰明县，因之大后唐以后就称彰明。据南宋初祝穆所编辑的《方舆胜览》，载有唐代李阳冰《草堂集序》，原文是“……神龙之始，逃归于蜀之昌明”。在今通行的李阳冰序，已无“之昌明”三字，不知系何时被夺去，但祝穆此本称昌明而不称彰明，具有出自唐人的可靠性。因此，我们就不能绝对地说，唐代的文献只提到绵州，不曾提到昌明。

(三)杨天惠作彰明县令，写《彰明逸事》，在公元1099年（宋哲宗元符二年）。但比他早一百零五年，即公元994年（宋太宗淳化五年）杨遂作《唐李先生彰明县旧宅碑并序》，即这样记述：

先生旧宅在清廉乡，后往戴天山读书，今旧宅已为浮屠者居之。……先生一去，宅留故里……乡人故老，犹话厥美。

碑末题“大宋淳化五年正月八日，宣德郎检校尚书水部员外赐绯鱼袋杨遂撰”钱谦益所谓“皆本天惠之说”，只说明他不但没有参考祝穆的《方舆胜览》，连杨遂的这篇碑序也未读过。

八、关于匡山

杜甫怀念李白的《不见》一诗，中有“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的名句。这个匡山在何处？宋以来一直聚讼纷纭。宋代王懋《野客丛书》称：

载籍之间所言地理，讹诈甚多，不可胜数。李白读书于匡山，正绵州大匡山、小匡山之处，而《寰海记》旧注，乃指江州庐山为白读书之所。

宋代姚宽《西溪丛语》称：

李太白青州人，多游匡庐，故谓之匡山。

清代王琦注李白集，号称博雅允洽，但亦称：

太白卧庐山，为永王璘迫致幕府，坐是得罪。杜少陵“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之句，当以匡庐之解为正。

必须进行探讨。

(一)按公元1761年（清乾隆二十六年）瞿辑曾所撰《江油县志》大匡山一条下，载为“匡山寺，唐贞观中僧法云开堂于此。僖宗幸蜀，   赐中和寺。寺右有李白祠”。《名胜志》称它的得名，系由“高耸亭亭，形如匡字”。可见彰明之有匡山（清代属江油），由来已久，在唐代已成寺名，不是因有杜甫诗句才附会得来。又唐末李洞《乱后龙州送郑侍郎兼寄郑侍御》诗：“莫隐匡山社，机云受晋恩”，是龙州匡山在唐代已见于诗人吟咏。

(二)从文义上看，“匡山读书处”，显明有所确指，不是想象虚设。只有李白所自述的“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见《上安州裴长史书》）才是它的最好注脚。匡山正在岷山之阳，李白又正读书于此，曾经是他的“读书处”。

(三)李白游江西庐山，系在公元756年（唐肃宗至德元年）五月到十二月之间，这时李白年已五十六岁，自称“属逆胡暴乱，避地庐山”，在山中虽也曾“餐霞漱流泉”，但时势已是“浔阳满旌旃”，（见《赠江夏太守韦良宰》）。用“读书”来描画李白此时此地的生活和心境，是与事实违悖的。

（杜甫的这首诗，作于公元761—762年之间，也就是李白临死的前夕。761年杜甫在成都，762年杜甫往来于梓州（今三台县）和绵州，杜甫久在李白的家乡，熟闻李白的少年生活，而又久不得消息，不免触景生情，感物怀旧，因而这首诗里的匡山，不会是和杜甫远隔数千里外，渺渺茫茫的江西匡庐，而是杜甫所面临的、李白所曾经朝夕流连、隐居读书的彰明匡山。这才接近创作时思想感情活动的规律。

（五）值得注意的：归来二字，对他人（包括生人和死人）为相招（招之使来）之辞，杜甫在四川，而要把李白招到和他（指杜甫）相隔数千里外的江西匡庐，这叫什么相招？这叫什么归来？只有杜甫面临的匡山才讲得通、清乾隆时，彰明县令周起瑶《重修太白祠记》，曾有下面一段话：

余少时读工部先生诗云：“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说者举吾浔阳匡山当之。……是时但知先生为山东人，终疑二字不可解。

是的，把匡山指为匡庐，在原诗真“不可解”，即使认李白为山东人，也一样“不可解”。清代杨西和作《杜诗镜铨》对此也深怀疑，说道：“太白蜀人，而公（指杜甫）亦在蜀，自不当指浔阳之匡庐”。这些怀疑是有足够理由的。

（六）现在试把这首诗摊开一看：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这首诗的大意似乎是：李白从夜郎赦还，但未脱离险境，而又久无消息，杜甫非常放心不下。从两人深挚的友谊中，想到他的佯狂傲时，想到他的志气才能，想到他的文章敏捷，想到他的潇洒风流，然而毕生支离飘泊，未能给社会作出一番事业，垂老白头，仍然忧谗畏讥，旅况孤零，更不知寄托何所。想到这里，不觉心里有些酸楚。但诗人对未来总是有无限希望的，心境总是开朗而又非常乐观的，因而亲切地想到并寄语道：“还是归来吧！头白更好及早归来吧！你的故乡正依然充满着生意，在等待迎接你呢！”—“青山意气峥嵘，似为我归来妩媚生”（辛弃疾词），难道杜甫不会对李白也有这样的想望吗？这如何能扯到江西的匡庐去？

九、从《彰明逸事》联想起

钱谦益认为杨天惠的《彰明逸事》，“乃委巷传闻之语，殊不足信”。企图从否定《彰明逸事》来否定彰明，否定匡山，以及逸事中有关李白诸记录和宋人许多著作。关于匡山和彰明，上文已作了探讨，现在还须谈一谈《彰明逸事》。

(一)什么叫委巷传闻之语？我们对它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所谓委巷传闻之语，就是民间流行的传说，民间的议论，人民的看法，人民的意见；我们对它的正确态度，是群众路线，是调查、研究、分析，并积极采纳它的好的意见。就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史官修史，除了搜集私家野史、稗官小说、民歌民谣，并到民间采风。宋代司马光纂《资治通鉴》，自称“遍阅旧史，旁采小说”，材料来源，“除正史以外，所采杂史多至二百二十二种”。胡三省给它作注，也自称“有异书异人，必就而正焉。这种治史、治学的态度是好的。李白这个终身潦倒、极不平凡的伟大诗人，青少年是在四川度过，必然在民间留有许行不平凡的故事，杨天惠把它记录下一部分，这是可珍贵的原始资料，自然在采用时须经过分析取舍。但钱谦益认为是“委巷传闻之语，殊不足信”，按照这个观点，只有来自官府、来自上层士大夫的。言才足信，来自人民群众的，便香花也是杂草。这种观点，我们认为是反动的。

(二)李白是人民所喜爱的诗人，人民喜爱这个“富有理想、富有叛逆精神和英雄性格的诗人”，也喜爱诗人所写的向民间学习，具有“民歌的形式、民歌的情调、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诗歌。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某些文人学士却恰恰对这一方面是不喜欢的。就是宋代的王安石也曾说：“白诗近俗，人易悦”，“其词污下”。苏轼也说“太白诗为庸俗所乱，可为太息”，他们对诗的好坏的评比标准，是需要从新予以批判的。李白十五岁时即已“作赋凌相如”，到他二十六岁离四川时，所作诗歌一定不少，但今集中保存不到十首，可想象有一部散在四川民间。杨天惠《彰明逸事》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疑问，它记录了如下一段：

时太白齿方少，英气逸发，所为诗文甚多。……今邑所藏百篇，……淳化中，县令杨遂为之引，谓为少作，是也。

可见在宋淳化中（公元990—994年），彰明就刻了太白逸诗集，内有太白少年作品百篇，并且是杨遂作的序。但为什么没有流传呢？宋代晁公武又解答了这个疑问，在他所著的《郡斋读书志》里，有下面一段：

蜀本太白集，附入左绵邑人所裒白隐处。少年所作诗六十篇，尤为浅俗。

大概由于士大夫认为“浅俗”，来自民间流传的一些李白诗歌，虽经镂版发行，但也不能继续流行，渐渐就埋没了。（自然这些诗歌中，也可能有后人杂入的部分，但不是主要问题。）这不能不说是研究中国文学史时所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自然李白的作品有精华，也有糟粕，有香花，也有杂草，但问题是在被目为“浅俗”而加排斥的，某些方面正是他所具有的优秀特点方面。

(三)问题愈来愈扩大，愈尖锐，请看晁公武所写的又一段：

白蜀郡人，……始终更涉如此，此白之诗书所有序可考者也。旧史称白为山东人，而苏子瞻常恨白集为庸俗所乱，则白之自序亦未可尽信。

李白的诗文，即是李白的自序。“白之自序亦未可尽信”，看来这句相当客观，而实际是在动摇整个李白诗文，企图引让旧史，引证杜甫的诗和苏东坡的怀疑，来反证李白非“蜀郡人”。但晁公武对旧史即未进行研究，对杜甫的诗也未进行精读，对苏东坡的怀疑也未进行分析，遽欲以此作为李白诗文未可尽信的根据，这已是扎根不稳，自然欲推翻“白蜀郡人”，也就软弱无力了。晁公武这样的治学态度是欠谨严的。

与此同类，还可以举宋代钱易的《南部新书》：

李白，山东人，父为任城尉，因家焉。

……俗称蜀人，非也。今任城令厅石记，白之词也，尚在焉。

按照原文的意思，李白是山东人，非蜀人，证据是李白自己所写的《任城令厅石记》，但刚刚相反，李白在这个记里，自称是“白探奇东蒙”，他在山东是作客，钱易的这段文章，真是以自己之予，攻自己之盾。真令人不解这些古人治学，何以如此粗糙！

十、经过长期争论，纷歧复归统一

以上所辨证诸例，仅系一个方面。事实上自从刘    对李白家乡问题造成纷歧后，欧阳修、宋祁、曾巩诸人即作了订正，虽然聚讼长期不断，但愈经争论，愈到后代，是非真伪就已愈加明确。明代官书《一统志》，就定肯定提出“……遂以李白入山东人物类，而引杜诗为证，沿袭之误，竟至于此。”

胡震亨作《唐音癸签》，亦慨叹写道：“李白蜀人，非今山东人也，……山东省通志据杜诗径收李白为山东人。”到了清代，王琦、黄锡圭先后修订的太白年谱，近世广大学者集体写成的词书《辞源》、《辞海》，建国以来有关李白研究的著作，都一致肯定李白为蜀人，为彰明人，一九五九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修订本）》，对李白的生长迁流，作了正确考定。如果对一个人要考察他的家乡，所谓家乡又是如本文所指的涵义，那末从刘   以来李白的家乡纷歧问题，早已得到结论，不再是纷歧。

在过去诸家对此问题的记述中，王琦算是开始作了一个比较全面而客观的总结。他在征引唐代史料后，接着写道：“太白之为蜀人，固彰彰矣。……世谓太白为陇西成纪人者，本其先世族望而言之也。或谓蜀人或谓绵州，或曰巴西，或曰广汉，皆指其生长之地，或当地之名，或援前古之名而互言之也。至于杜子美、元微之称为山东李白，则又因其流寓之地而言之也。《旧唐书》竞以白为山东人，且云父为任城尉，因家焉，与诸说独异。……不可信也。我也就借这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本来一个人的家乡或籍贯，就现在来看，它只是在某些一定的时期或者某些一定的问题上还具有某些一定的意义。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变更了，一切制度和社会生活、社会意识形态都随着起了新的变化。东西南北的人在一个地方为一共同的目的工作，谁还会考虑谁是什么地方的人。就是一个人自己，也是为着一个社会共同的目的，随时在东西南北不同的地方工作，谁还考虑自己是什么地方的人。这样，我们写一个人的传记，自然也要考证他的家乡或籍贯，但这不过和考证他在什么地方努力工作，在什么地方参加革命战斗，或在什么地方流血牺牲一样，是具有新的意义，和过去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完全不一样。我们也要写地方志，在里面我们要写各个革命战线和生产战线的英雄人物和先进积极分子，但决不能局限于这个地方所生长的人。就是对古史，我们也认为不能以家乡为标志来分别人物，比如杜甫长期在四川，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四川也就应该写他的这一部份；李白长期在山东，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山东也就应该写他的这一部分。因此，所谓家乡或籍贯问题，不应再是过去老一套的看法。本文的目的只是在想深入剖析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个纷歧问题。通过工作，看到千年来许多学者的治学成绩，但也看到仍有某些学者，他们研究问题，不免有些粗糙，有些片面，他们的有些著作，或者内容错伪，或者体系形式亦极杂乱，使人更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必须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进行调查、研究、分析、批判，必须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吸其精华，剔其糟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真是我们治学工作上的指南。厚古薄今的思想是错误的，认为从古纷歧已久的问题就一概都不能得到彻底澄清，也是极不健康的思想，这是我在写本文时的一点小收获。限于自己挤时间，水平低，读书少，材料少，不免一样有许多缺点，请读者帮助指正。